《成功》专访王财贵教授：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王财贵，字季谦，当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师事隐者掌牧民先生、现代著名哲学家牟宗三先生、书法家王恺和先生。曾任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
全球读经教育首倡者，1994年开始致力于读经理念的推广。20年来，在中国、东南亚、美国、欧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公益演讲千余场，掀起全球华人地区读经风潮。迄今为止，已有一亿多人参与读经。
1912年1月，民国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又进一步将经学无用化，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与传统学术价值，也被从根本上否定。尽管诸多学者曾撰文呼吁“中小学读经一科不宜尽废”“东方文化有诸多优点”，但终究没能扭转“废经”的事实。80多年后，王财贵以一己之力在台湾发起读经运动，推广大量诵读传统经典的教育理念，一时吸引了数百万台湾儿童的参与。经过20多年的耕耘，王财贵的读经理念若星火之燎于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并践行。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博弈持续了100多年，当我们把诵读《论语》《孟子》《诗经》等古代经典看成是“文化蒙昧主义”的时候，西方人恰恰是在教他们的孩子阅读《荷马史诗》《圣经》《柏拉图对话录》等文化巨著。
难道中国人一定要丢掉传统才能实现现代化吗？
100年后的今天，经历过对传统文化的毁灭式打击后，社会上出现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呼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开始慢慢回归理性，读经教育也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作为最早提倡读经教育的当代教育家，王财贵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曾追随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求学。1994年起，他在台湾发起“读经运动”，提倡儿童亟需诵读经典的教育理念。近20年来，其足迹遍布台湾、大陆、东南亚、欧洲、澳洲及美加地区，演讲1000多场，目前大陆地区有几千万儿童在实践读经教育，欧洲和北美也有几千名华人子弟正在通过儿童读经的方式学习中文，“儿童读经”观念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2015年3月5日至4月13日，王财贵先生将在美国及加拿大的18座城市就读经教育及儒家文化传承等话题展开巡讲。在王教授赴美之前，本刊围绕儿童该不该读经典、读哪些经典、用什么方式读经典等话题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表明一个民族在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如果把“反省传统”变成了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
问
《成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广读经教育的，第一次到大陆演讲是哪一年？
答
王财贵：1994年我就已经开始在台湾推广读经了，第一次到大陆演讲是1996年。当时是受南怀瑾先生的邀请到香港演讲，介绍读经教育理念和具体做法。同一年，我在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作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演讲。
近20年的时间，大陆的读经环境是在慢慢解冻的，前景很好。
问
《成功》：1994年，“国学”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热度，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
答
王财贵：虽然我是在1994年正式向社会推广读经，但实际上产生这个读经的理念要更早些，大概是一九六几年。当时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我是学教育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才华、学问、文章、修养都很欠缺，所以一直很焦虑。
后来，我读了许多古人的传记，突然发现一个秘密——虽然古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从小读书，但他们读的大多是有智慧的书，而我们从小读的只是长知识的书。
当时，我自己就开始找一些古文、诗词看，结果我的语文进步很快，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读经典。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觉得从小读书还是应该先学经典，经典才是根本，它的含金量更大。所以，慢慢就形成了我的读经理念。
问
《成功》：您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得出的经验？
答
王财贵：对，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20多岁我去教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实验。一般人认为孩子不喜欢读经，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大多是主观臆断，没有经过验证。对于儿童，读经的学习跟其他功课的学习其实是一样的，是否有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和家长的引导。很多所谓教育学者，认为孩子对读经没兴趣，主要是受“五四”以来的风气影响，凭空得出的认定。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认为孩子没兴趣所以就不教，或者是教的方法错误导致了孩子没兴趣。
我们提倡读经而不是背经，读经是反复地读，读到自然成诵，反复，正好合乎儿童学习的天性。认为读经是枯燥的、乏味的、没兴趣的，讲这些话的人，一定都没有亲身教过读经。
问
《成功》：谈到“读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论争，蔡元培、胡适等许多文化巨擘是反对读经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他们当时的主张？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答
王财贵：可以说，当年反对读经的人是过于情绪化的。
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们反对读经的原因：当时国势衰弱，这群人的出发点是救国，怎么救呢？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富强。而东西方的文化走向、文化特质又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要学西方就一定要打倒东方。
很显然，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方向不同，是有道理的，认为西方文化值得学习，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向西方学习就一定要打倒东方吗？
所以，他们基本逻辑是：第一，西方文化是有价值的；第二，有价值的文化是值得学习的；第三，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性质是不同的；第四，凡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定要你死我活，所以，其结论是：要学习西方文化就一定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而要打倒中国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在教育中废除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所以蔡元培就首先废除读经，因为读经是中国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手段。
问
《成功》：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
答
王财贵：是的，今天看来这是很偏激的。在“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中国许多学者都是这种“二元对立”“互相打倒”的逻辑思维。
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表明一个民族在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如果把“反省传统”变成了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
我本身是学教育的，也在学校任职教书，我曾经思考教育的道理和教育的学说。一般人是直接把现代西方的、美国的理念奉为圭臬，拿来就学。但只要我们稍微一思考就知道，现在流行的教育学说有对的地方，但是却不一定全对，它的效果也不一定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才能有选择地接受。
近100年来国民的语文程度一直受到诟病，这极易导致文化的没落和断层，也将间接导致其他教学的失败。国民语文程度的滑坡，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因为语文难学，而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失败，而语文教育的失败，其实是因为文化观念的迷失及教育理论的错误。
少儿读经是中华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就是经典,在年幼时将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会知道怎么用。——牟宗三(哲学家)
问
《成功》：当时蔡元培应该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吧？
答
王财贵：对。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教育总长。在民国元年的元月19日，蔡元培即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其实蔡元培倒不是主张一定要打倒中国文化，他认为经典要长大以后再读，“废除读经”主要是出于担忧传统儒学经典中的僵化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孩子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中国古人的读经教育是在中小学完成的，文化教养需要从小开始，要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熏陶，长大以后确实已经来不及了。不得不说，中小学废除读经是蔡元培教育观念的糊涂，此后，中国人的语文程度其实是在逐渐降低的。
到1920年，胡适之进一步建议小学课本一律改成白话文，自此，国人更读不懂中国书了。被翻译成白话的文言文远不及原汁原味精彩，几千年文明积累的文化典籍对于没有文言文基础的国人而言成了“外文书”，这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是巨大的。
问
《成功》：自己民族的经典变成了一门外语？
答
王财贵：对，所以说蔡元培、胡适以及五四的名流学者们“打倒传统”的策略是“成功”了的，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却是“失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读不懂自己祖先的书了。我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人，至少他要先读点中国书，而要批评中国文化的人，更要先读点中国书。但当前许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振振有辞，往往只是睁眼说瞎话，实在可叹。
“五四”以来100年，中国人所追求的世界化其实不是真正的世界化，而是全盘西化，真正的世界化一定不是放弃自己的特色。
我们现在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真正的现代化也不一定要跟传统隔离，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是有本末的。从传统里生出的现代才有根，才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够参与到整个世界的潮流。如果民族特性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世界化？西方人也不会欢迎没有自己特色的中国。
没有自己的思想，盲目地去学别人，这对世界没有意义，近一百年是中国没有意义的年代，空过了一百年，这是我的看法。
我所说的读经，不局限于中国经典，也不仅仅指古代经典，只要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著作，包括西方和现代的经典作品我们都要读，只不过现代的经典作品比较少，而且也还需要时间的沉淀，经过大浪淘沙才能发现哪些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问
《成功》：您一直在推广“读经”，但很多人对“经”的理解并不确切，您对经典具体是如何定义的，经典的范围如何界定？
答
王财贵：我对经典的定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经典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逐步筛选出来的文化宝藏，数千年的筛选是需要巨大成本的，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如果我们重新筛选，恐怕要读破万卷书之后才能知道哪些书最好，那时候我们的头发可能都白了，还谈什么读经？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人为规定的，是因为它蕴藏了天地之心、修齐之道、治平之方、文学之美，虽历经千年，仍有它的传承价值，人类如果不读这种书读什么呢？
我所说的读经，不局限于中国的经典，也不仅指古代经典，只要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著作，西方和现代的经典作品我们也要读，只是现代的经典作品比较少，而且也还需要时间的沉淀，经过大浪淘沙才能发现哪些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在客观上也要有本末轻重之分，有些人要我推荐，我会依照我的建议，第一本读《论语》，其次是《大学》《中庸》《孟子》，接下来读《易经》《诗经》《老子》《庄子》，然后才轮到唐诗、宋词等……
我小时候就读很多《唐诗宋词》,妈妈当时要求一天背一首,后来大一点就背《孟子》,父亲每天用一个小时来教我《孟子》,教了一个半暑假,把将近三万八千字《孟子》从头到尾都背了。我读了《孟子》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哲学,对我这一生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那时候我的父亲教微积分,找一个家庭教师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博士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问
《成功》：我特别认同您对待西方文化经典的态度，在具体教育实践中西方经典应该放在怎样的次第上诵读？
答
王财贵：如果与中国传统经典同时读的话就是三分之二的时间读中文经典，三分之一的时间读英语经典。如果是分开读，就先读三五部中文经典，打定语文学习的能力了，再学外文，外文不光指英文，还包括德文、法文、日文、拉丁文、希腊文等。
要学好外文，先背完3万字以上的经典之作，然后再来学他的口语，那就势如破竹，一日千里。而且这些文章是一辈子受用的，不是要现在就理解，就像扎马步，练功的时候先练内功，先扎马步，不练招式，最后一个内功深厚的人学起十八般武会更方便。
问
《成功》：目前，大陆开始提倡复兴儒学，儒学在您所谓的经典当中占什么样的分量？
答
王财贵：所谓经典，并不是某个学派自己争取就可以的，学术有它的客观性，儒家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主流，应该以客观的学术角度来讨论。支持者不能以墨守成规的方式顽固地支持，反对者也不能看到儒家成为主流就眼红，儒家成为主流，有客观性，要深入研究。
读经典，主要看经典中是否蕴藏对我们有益的智慧，而不是以学派来确定读经的内容。先读《论语》是比较恰当的，但是有人坚持先读《道德经》或《易经》，当然也无所谓。
问
《成功》：在“四书”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糟粕”不太适合青少年诵读？
答
王财贵：在不理解之前无所谓适合不适合，理解之后，自己就会有选择。有人说《论语》中的糟粕要剔除，但《论语》498章，糟粕可能只有3章，你难道非要把这3章剔除吗。更何况，所谓的糟粕很可能只有你认为是糟粕。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换一个角度，所谓糟粕可能就是用庸俗的眼光看不懂的内容，你说的糟粕很可能蕴藏大智慧，它需要更高的智慧才能理解，当你有足够的智慧，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如果不加考量直接删掉，对古人和孩子都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关于经典教育，我反对边读边讲的教学方式，儿童不能理解经典的意义时，就让他简单诵读，因为儿童的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则比较差，边读边讲的教学方式反而不好。能背的时候就让他背，能理解时再让他理解，这才是真正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否则就是以成人为中心。
问
《成功》：知道读什么了之后还有一个怎么读的问题？
答
王财贵：读经有两方面内涵，一个是经，即教材，另一个是读，也就是教法。读的意思就是反复的诵读，直到熟悉甚至背诵。
经典除了少部分比较浅显外，大多数是深奥的，儿童多半不能理解。“幼而学，壮而用”，有些学问是要经过酝酿的，儿童读经，是从小就让他接触“最有价值的书”，不管艰深与否，都要求其反复念诵，乃至熟背。成年后，这些经典储备将是他们一生受用的资源。
关于经典教育，我反对边读边讲的教学方式，儿童不能理解经典的意义时，就让他简单诵读，因为儿童的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则比较差，边读边讲的教学方式反而浪费了生命。能背的时候就让他背，能理解时再让他理解，这才是真正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否则就是以成人为中心。
教育本来就要回归人性，读经教育是一种最简便、最长效的语文教育，有了语文的基础，其他的学习就方便了。对经典默默领受，潜移默化之中人的文化教养问题也自然解决了。
问
《成功》：您认为目前推广读经的障碍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答
王财贵：关键还是教育观念，许多父母和老师的“五四”余毒尚未除清。老师的观念转变了，在课堂里总会有意识地让学生多读经典，一个校长观念转变了，学校就可以在教学内容上关注经典，主要还是观念问题。
问
《成功》：孩子多大开始读经比较合适，如何安排读经的时间？
答
王财贵：在家长和老师认识转变的基础上，我对读经教育有4个建议：
第一，及早读经，越早越好。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胎儿，如果胎儿来不及就是婴儿，婴儿来不及就是幼儿，幼儿来不及就是儿童。
第二，老实读经，越老实越好。所谓老实首先就是要读真正的经典，另外，读经没有其他花样，读多了就会背了，花样太多会误导一个孩子的学习心理。老实读经就是只是读，在读的过程中渐渐让他内在充实。
第三，大量读经，尽可能多读。每天的读经时间可以自己把控，可以是半个小时也可以是几个小时甚至更多，读得越多，对一辈子的影响就越大。胎儿、婴儿甚至可以一天24小时接触经典，因为它只需要当做背景音乐听。
第四，幸福读经。前三点做好了自然就会在读经中感到快乐、幸福，因为他的生命会很充实。
每天花几十分钟反复读，一年就可以背下大约3万字，便可打定语文的根基。13岁之前，最好把人类最高明的学问全部教给他，让他储藏起来，默默酝酿，终身去开发。
问
《成功》：您是比较倾向于在13岁之前读经吗？
答
王财贵：13岁之前是输入的年龄，是储备的年龄，13岁以后是思考和理解的年龄，一定要在13岁之前打基础。打基础的方法就是，“不管懂不懂，先把重要的东西放到肚子里”。儿童13岁以前记忆力最好，理解力不强，要善于利用儿童良好的记忆力，以中外经典文化熏陶。儿童越小的时候越是像海绵一样容易吸收，堆存在他生命的深处，待将来慢慢地发酵。就好像种子一样，将来慢慢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时候如果不播下好种子，就很容易被播下坏种子。
儿童读经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是在记忆的黄金时期把经典背诵在心，奠定他们文化教养和智慧的根基。父母和老师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诵读、倾听、观看经典文化，不需要他懂什么意思，只是诵读，它简单而有效，而诵读本身也能协调身心，开发大脑。
“读经运动”与“国学热”先后出现，但二者却大不相同。国学热之下，许多“国学表演家”趁势而起，他们迎合许多人的急切，更迎合某些人的功利，于是，传统文化变成了一桩桩速成的文化商品。读经运动不然。儿童读经是扎根的工作，既不花哨，也不可能速成；那得像古人一般（清朝皇子个个如此），天天读之，日日诵之；这样的功课，正如习武之人天天站桩、戏曲演员日日吊嗓，反正，就是基本功。——薛仁明（台湾作家）
问
《成功》：目前您推广的读经教育大概能影响到多少个孩子？
答
王财贵：这个很难说，要看以什么标准衡量。如果把读《三字经》、唐诗、宋词都列入读经推广成效的话，那大概有上亿人了，但是如果严格依照我的标准从零开始读，从论语开始读的，可能是几十万吧。
问
《成功》：读经教育在台湾推广的情况如何，大陆和台湾，您在哪待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答
王财贵：人性都是一样的，在台湾要他们接受新观念也是不容易的，不见得比大陆容易推广。
60岁退休之前，一年中我大概有10个月在台湾，2个月在大陆。2011年退休后，这个比例基本颠倒了，我是10个月在大陆，2个月在台湾。因为大陆人更多，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
问
《成功》：您一年在全球各地大概会作多少场演讲？
答
王财贵：我大部份在国内讲，有机会也出国讲。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去过多次，也曾到美国巡讲一个月，后又去了德国，澳洲。去年9、10月期间，我在欧洲6个国家巡讲了一个月。每次出国，因为机会难得，我都拼命讲。譬如今年的3月到4月，要在美国、加拿大18个城市巡回演讲40天，就要讲30几场，如加上座谈会，平均每天一两场左右的演讲。
问
《成功》：海外读经的主体是华人吗，这个群体受西方观念影响比较深，他们对读经理念的接受度怎样？
答
王财贵：对，外国人占少数，最主要是华侨，他们对读经理念反而更容易接受。
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方面，他们离开祖国，对祖国文化有一种渴望；另外，读经也是他们学习中文的一种方式。华侨子弟学习中文很困难，他们发现用读经的方式可以让中文学习变得更简单而高效。那些华裔子弟平常也都是在读当地的学校，只有业余时间才学中文。读经可以很高效地帮他们学习中文，他们加入的热情也比较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凡事能够远渡重洋移民过去的人大多都是社会精英，他们头脑比较灵活，观念转变也更容易。
道理讲清楚后，他们的教育观念可以很快转变过来，而国内的大部分人还是受限于时代，受“五四”余毒的影响比较深。
我推广读经并没有叫别人完全依照我的方式，我只是请大家自己去思考，真正有效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能够思考就有机会，如果完全不思考，一遇到新的观念就立刻排斥，这种人是没救的。
（来源：《成功》杂志2015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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